哲学思想论文写个字篇一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们通过语言使自己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清晰明确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而哲学恰恰就包含在具体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之中，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绝对自在，都必然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所处语境相互交融。所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哲学必须也同时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因为，前者是以后者为依托和底蕴的。而一个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往往会从该民族的语言习惯中流露出来。语言可以看作是民族文化的折射，故哲学与文化史的内在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语言中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葛兰西提出的哲学观包含在语言之中，包含在每个人的语言之中。对于常识和民间宗教，葛兰西认为，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都留下了“常识”的沉淀，它既是哲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保留至今的印迹，也是每一哲学精华思想的历史的有效性的凭证。它不是僵死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着自身，是同时包含着新旧哲学思潮的一个相对僵硬的阶段。而宗教问题，“不是从忏悔意义上，而是从一种世界观和一种相应的行为准则之间的世俗意义的信仰统一上来注意”［1］(p236)，它是断片化的常识要素之一。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哲学也就是哲学史。既然如此，那么常识和宗教作为历史发展的印迹，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哲学思想，体现着一定的世界观。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该时期广泛存在的常识和宗教表示认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它们所包含的世界观的一种不自觉的、不加批判的接受。总之，在第一个层次中，葛兰西极力打破那种把哲学看作是“由特定范围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陈旧观念，强调哲学以语言、常识、民间宗教的形式普遍地存在于人民大众之中。如葛兰西所论述的:“在职业哲学家、哲学领域中的‘专家’与其余的人之间存在着不是‘质的’，而仅是‘量的’差别。”［1］(p259)而这种量的区别指的是他们之间思考方式的不同:一种是零散的、不自觉的思考，一种是批判的、自觉的思考。因此，在证明了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无意识地各有一套哲学之后，葛兰西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即注意和批评的层次，也是职业哲学家所关注的层次。因为语言、常识和民间宗教虽都暗含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但它毕竟是以一种零散的、不系统的、非批判的和偶发的方式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应该对这种世界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即哲学就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狱中扎记》中这样论述:“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是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这种综合的目的`必然是批判这些问题，证明它们的真正价值以及它们作为智识链条上已被替代的环节所具有的意义，并且确定新的当代的问题是什么，旧的问题现在应当怎样去分析。”［1］(p241)因此，从葛兰西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所提倡的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局限于书斋里的纯粹理性的思辨、演绎，而是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因为思想和行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即使行动中所暗含的世界观只是外在胚胎状态，是偶然地和在瞬间表现出来的。所以，那种局限于哲学家头脑中的抽象思考是不能称为哲学的。真正的哲学不是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历史性的政治实践。因此，人们往往把葛兰西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也是其哲学思想最具有意义的一点。这种思想和那种仅仅将实践单纯地归为认识论范畴来理解的观点相比较而言，显然是深刻的。

当然，葛兰西在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强调思想和行动本身的一致性时，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思想和行动之间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制度的更深刻的对立。因此，葛兰西在论述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时，更看重的是现实政治活动的意义。哲学与政治不可分割，对于一种世界观的选择和批判同样是一件政治性的事情。职业哲学家的哲学活动不仅仅是局限于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批判，更是要通过政治活动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人民大众中传播开来，从而提高全体民众的道德水平。即“批判地传布已发现的真理。把它们所谓‘社会化’，从而把它们变成实践活动的基础，变成人们协调一致和活动的要素，变成人们精神和道德的结构要素”。换句话说，是要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1］(p235)。以此为据，葛兰西详细论述了实现“哲学的世界化”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政治社会理论，如“有机知识分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政治国家”等。葛兰西认为要想使无产阶级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须通过政党构造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然后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力图使这种意识形态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从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而推翻政治国家。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统治，获得真正的自由。综上所述，葛兰西在对哲学概念重新阐述时，始终关注人民大众。因为人民大众是实践的主体，哲学要想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终极理想，就必须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意识和社会心理融为一体，为人民大众所内化。只有这样，哲学才不会流于现实生活表面，才会比单纯的理论教化更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因此，葛兰西通过实践哲学，不仅要解构暗含于常识、宗教中的旧世界观，更要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世界观，并通过政治运动(意识形态革命)达到真正改变世界，为人民大众构建一个合理化社会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葛兰西的哲学观称为“大众哲学观”。

哲学思想论文写个字篇二

摘要：《东西均》是方以智的哲学代表作，形成了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并具有完整性、集大成倾向和鲜明的经世色彩。《东西均》代表着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对中国近代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他不仅精于各种“质测”之学，更是一位曾被历史一时埋没的大哲学家。成书于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利六年(1652)的《东西均》，凡28篇10万文字，是方以智思想成熟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通几”之作。《东西均》“博采三教，烹庖百子，用典晦涩，陈义玄奥”[1]，系统表达了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东西均》哲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特征，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完整的逻辑体系。

方以智不是一个专门的哲学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有意识地建立庞大而精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他只是有感于当时人们拘泥于儒释道各家学说之“小均”、“独均”，而期望杂糅百家，明证“全均”之所在。

但方以智无意间却完成了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任务。《东西均》内容既涉及本体论，也论及认识论;既有作者独到的世界观，也试图给世人提供应对世界的根本方法。侯外庐先生早年在论及《东西均》一书时，明确指出：“它是一部集中的、有体系的哲学著作。”[2]《东西均·所以》篇专门正面论述了世界的本原问题。在早期，方以智是一位典型的气论拥护者。

但在《东西均·所以》中，方以智认为，心也，气也，理也，皆非世界的本原，“名殊而实本一”，它们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所以”。心有所以心，气有所以气，理有所以理，“所以心”，“所以气”，“所以理”，方是世界的唯一究竟。而“所以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而与天地万物烟熅(氤氲)不分者也”(《东西均·所以》)，“所以”看不到，摸不着，但创生天地万物，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处处寓存，永不灭息。

方以智用“尽天地古今皆二”和“公因即在反因中”来描述世界的状态。方以智积极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提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的命题，深刻揭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在《东西均·开章》中，方以智说明了“东”、“西”的含义，“古呼物为东西，至今犹然。……道亦物也，物亦道也”。

《东西均》28篇中，大部分篇名都是以“对待”形式出现的，本身都包含着作者赋予的“一分为二”的深刻思想。在揭示了“尽天地古今皆二”后，方以智又认为万物在“二”的基础上同时实现新的统一。方以智解释“东”、“西”含义的同时，对“均”也进行了说明：“均者，造瓦之具，旋转者也”;“均固合形、声两端之物也”。“均”指“旋转的陶钧，也是指调节编钟大小清浊的器具均钟，所以，‘均’有统一两端而运转的意思。方以智《东西均》的标题，在提法上就包括有对问题的.解答，即表示此书主旨在论述物质内在的矛盾及由于矛盾统一而产生的运动。”[2]方以智用“公因即在反因中”来阐释事物发展的原因。“正因”是事物发展的正面原因，即有利条件;“反因”是事物因“对待”而产生的原因，即不利条件或反面原因。“正因”易于理解，但“反因”却是更为深刻的原因，“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千万尽于奇偶，对待圆于流行(对待以其相因而圆融)”(《东西均·反因》)。方以智认为不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人事，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规则。因此，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即“公因”)存在于“反因”之中。

方以智在揭示了世界状态的同时，在《东西均》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世界的基本方法：“举一明三”。方以智认为，事物“一分为二”，我们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关键，就是在“二”的基础上如何实现新的“一”。这个新的“一”，不是原来的“一”，而是“三”，“大一分天地，奇生偶而两中参”，“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方以智将这种“举一明三”的方法应用于认识领域，提出了“随”、“泯”、“统”的观点。“明天地而立一切法，贵使人随;暗天地而泯一切法，贵使人深;合明暗之天地而统一切法，贵使人贯。”(《东西均·三征》)“随”、“泯”、“统”是应对世界的三种基本方法。“随”是“明天地而立一切法”，即阐明世界万物的实有和存在，明确事物的特殊规定性;“泯”是“暗天地而泯一切法”，即通过对事物的现象性的认识，消解客观事物特殊性和差别性的存在;“统”是“合天地而统一切法”，就是在“随”和“泯”的基础上，“合明暗”，否定事物的差别和对立，实现对事物的更新层次的认识。

(二)突出的集大成倾向。

方以智认为：“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集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是在自得，非可袭掩。”[3]就学术思想而言，方以智曾以其所处的时代而庆幸：“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在《东西均·开章》篇中，方以智更是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以十二折半为炉，……金刚智为昆吾斧，劈众均以为薪，以毋自欺为空中之火，逢场烹饪，煮材适用，应供而化出，东西互济，反因对治，而坐收无为之治，无我、无无我，圜三化四，不居一名。”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儒释道各家思想总是尽可能辩证、客观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方以智一方面不赞同理学死读书的迂腐做法，也反对心学空谈心性的机巧作为，但另一方面，方以智在方法论上神化易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对儒学高度认同。方以智经常把自己的思想矛头指向庄子，但其对世界统一性的深刻认识、超脱的人生态度，显然又受到庄学的影响。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利五年，方以智出家为僧，皈依佛门，次年在五老峰著《东西均》，《东西均》禅味十足，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鲜明地打上佛家的印记，但方以智显然不是一个忠实的佛家弟子，尤其是对禅宗以为偶得只言片语便视为得道的做法极为深恶痛绝，同时，他对儒学、对世事却又显得心有旁骛。

从表面看来，方以智的集大成并没有给世人一个新的实在，但在《东西均》中，作者通过对各家的“烹煮”，却实现了各家学术思想新的高度会通。

(三)鲜明的经世特色。

从生平事迹来看，方以智更是一个政治活动家。

年轻时，他“自负要提三尺剑”，经世报国。归隐之后，史料表明，他也并没有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

《东西均记》最后的两句偈语“魂魄相望，夜半瞻天，旁死中生，不必其圆。似者何人，无师自然，于此自知，自古相传”(寓“明人方以智”)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从内容上看，《东西均》和大多数中国哲学作品一样，也是一部关于道德、人生、学业的经世之作。

调和儒释道三家伦理价值观，是《东西均》的根本宗旨。《东西均》各篇章所阐释的具体内容，或学术，或伦理，大都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将“举一明三”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在心物问题上，面对当时理学和心学之蔽，他重新诠释了“尽心，知性，知天”;在信疑问题上，他提出信其当信，疑其当疑，“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东西均·疑信》);在名实问题上，强调要看穿世界的颠倒，不为字面的颠倒所限;在对于世间的观点的奇庸问题上，提出“奇其庸而庸其奇，奇其语而庸其心”(《东西均·奇庸》);在学问全偏问题上，“凡学非专门不精，而专必偏，然不偏即不专。惟全乃能偏”(《东西均·全偏》);在神迹问题上，认为“偏言迹，其神失;偏言神，其神亦尘”(《东西均·全偏》)，提出应以迹补迹，以神化迹;在道艺问题上，提出“知道寓于艺者，艺外无道，犹道外之无艺也”(《东西均·道艺》)，等等。

另外，在《东西均》中，方以智设《生死格》一章，专门阐释了他的“大生死之事”、真知生死“通变化而知危微交轮之机”和“不虚生，不浪死”的人生态度。

二、《东西均》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对于方以智的归禅，不少人曾持否定态度，认为此行为相对于其年轻时的积极入世，此学说相对于其早年的科学、激进，是一种妥协和退步。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方以智一波三折的社会经历和他归隐之后的详细事迹，我们就不会再有贬低之词。另外，评价一个人哲学思想的成就是不能简单地以其政治态度为依据的，而主要看他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哲学发展史上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早期方以智的科学哲学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质测即藏通几”之学也是发前人所未发之理。

不过，这些合理元素在《东西均》中不仅得到延续，更得以丰富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东西均》中，方以智对理学、心学的批评继承，对庄学智慧的通达领悟，对禅学思维方法的高度把握，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无论是思想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方以智本人以前所不能达到的。应该说，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东西均》应该是方以智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度总结。

也许，在某一方面，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不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如王夫之等，但《东西均》无疑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高度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家论及的主要话题，如天人、心物、名实、道艺、道器、有无、虚实等，《东西均》均作了探讨。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方以智的“所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气”论、“道”论、“理”论、“太极”论等学说的继承和超越，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作为世界本原的非具体性、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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